最近也快要開學了，要面臨的正是讓我最頭痛的學分問題，系上其他的課程我可以跟一般學生一樣唸，雖然不一定輕鬆過關，但還算消受得了，唯獨生物統計怎麼樣就是摸不到及格的邊緣，我挖空心思、想盡辦法就是過不了關，這也是每學期最令我恐懼的事。
我的朋友已經在工作了，雖然不是正職，但起碼她是以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身分在工作，規範全部就得依照《勞基法》的遊戲規則走，所以算是已經出社會的人；我唸得辛苦不打緊，最讓我感到刺耳的莫過於家人的風涼話，說什麼我唸不下去就趕快出社會做事，問題是現在沒有雇主願意用一個大學肄業的人。
大學四年來，我的成績幾乎都是低空掠過，要維持這樣的水準對我來說已經很辛苦了，家人往往又會拿我去跟別人比較──而且是拿跟我的程度根本天差地遠的人來比較，這是讓我火大的主要原因，因為我本來就跟一般學生不同，條件從一開始就不公平了，根本不能拿來作比較，雖然我也不肯因為特殊學生的身分而在課業上認輸，可是我非常討厭跟別人比較，我想這連一般學生都覺得很不快，我們特殊學生更不用提，我們也是有尊嚴的、不喜歡被比較的。
因為長年以來功課從沒好過，所以心裡總有一種莫名的自卑感，偏偏我強的部分又沒辦法跟弱的部分互補，無法整合的結果就是我的求學一路以來都是跌跌撞撞，現在的社會風氣又是要求大學畢業為基本，可是又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平安的讀到大學畢業，身心障礙生可以在社會上立足、獨立自理生活的根本沒幾個，不記得是在哪裡看過一份統計，說明身心障礙者能自力更生(庇護工廠不算)的根本不到五成，光只是給身心障礙津貼和繳稅方面的調整根本治標不治本。
這也就算了，身心障礙者最普遍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旁人的異樣眼光，我常被家人以一般人的標準來要求，這樣雙方都很痛苦，其實最讓我感到壓迫的並不是旁人對我指指點點和不友善的眼光，而是自己家人不切實際的高標準，我在生活方面有一定程度上的失能，他們卻無視我的疾病失能而硬是要求我，只會出一張嘴指責我的不是，我寫/打文章或說話非常流利，應答也還算得體，並不代表我什麼都好，可是我家人就是不承認我生病、偏偏要看我沒有的部分，然後無謂的要求就接踵而來。
關心我的老師們、同學們很清楚的知道我不是不做，而是做不到，他們盡可能地從一些小事情來訓練、補足我缺失的部分，我的病名「亞斯伯格症」對他們來說不奇怪也不可怕，而是幫助另一個同伴讓他達成目標而已，至少我在高中時是過著這樣的生活，不因我的缺陷而欺負我的人占大多數，他們課餘在玩耍的時候也會拉著我一起玩，等一下跟不上的我；大學則是又恢復高中之前的生活樣貌，有些人利用我的老實，讓我鬆懈警戒心之後，開始對我無止盡的欺壓與掠奪，而且手段也更為黑暗──這種狀態下我連生存都有問題了，哪有可能安心地唸書？
不過我們的這些困境，對父母、師長到教育官員來說都是小事(朋友言)師長的姑息、縱容才是霸凌越趨嚴重的原因，無力反抗的身心障礙者往往是那些人的箭靶，我們只是依本能反擊，卻要受到輿論的大加撻伐，說不應該打人怎樣的，我們的社會行為並不如一般人那樣精細，缺陷只能讓我們以原始的方式來表達對施暴者的不滿；可是教育官員是看不到我們這些弱勢者的，只是丟一張身心障礙手冊「標記」我們、制定一個漏洞百出的身心障礙工作法就草草了事，以及投入大量經費去救那些重症幾乎無法恢復生活機能的患者，而輕症還有可塑性的卻不訓練任其自生自滅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，我們的受到的同情眼光太多，嚐試的機會卻太少，無怪乎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我們是沒有能力的一群人。
畢業找工作養活自己，我當然也想要這樣，可是我現在遇到「可能畢不了業」的問題，我已經盡力了，可是成績還是這麼難看，我看這下只能請資源班老師出面協調，看要怎樣解決這個問題，我也不想矮人一截，我們屬於螺絲釘型的員工，做的不一定會比一般人差，以前陳素瓊老師不是訓練我怎麼做實驗，而是訓練我打掃實驗室，她知道這對我來說才是訓練的重點；現在那群學弟也藉由決鬥來補足我的社交缺陷，指令清楚明白，讓我很快地熟悉決鬥場的環境，等我真正到了決鬥場，即使有社交行為的缺陷，只要一上決鬥桌，就會有對手走過來要跟我決鬥──決鬥者之間無言的默契，即使我在決鬥中，自身的特有症狀表現出來，他們也都不會覺得怎麼樣，反而會視為一種個人特色，使用昆蟲族牌組的我決鬥不管輸或贏都會跟對手說：「絕對不能小看初級消費者！」就好像在《遊戲王》當中，無論個性好壞，每一位決鬥者都有他/她的個人特色，這些特色有可能是臺詞，有可能是肢體上的小動作，甚至也有可能是牌組的組合。
自從我當決鬥者之後，體會到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上的地位就相當於初級消費者，用自己的韌性在適應環境的變動，至於他/她是否有生存能力，則要看照顧者的教導和本身的自覺，我看過努力向上的，也看過自甘墮落的，我也明白我若是自甘墮落，別人只會更看不起我，所以要發揮初級消費者的精神來適應這變動的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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